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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员”制度,虽还很不完善,至少计划各大车站除了配备6名警察,还应配备另外的2名安保员。”在澳大利亚留学生中素有声誉的留学生代表杨昶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建议当地政府。也有不少学生计划在休息日去看望受伤的同胞,而伤者之一的留学生小闵,在微博上透露出,“请大家把注意力继续放到案件本身的进展上,而不是那些谣言上。并且,我们并没有获得最新的进展通知,所以,无法发表更新。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4月25日,美菲“肩并肩2012”联合军演,海军陆战队近百人参加“夺岛秀”。演习地点在菲律宾南部巴拉望省阿鲁甘湾沿岸,接近中国黄岩岛。菲律宾卡拉扬镇镇长25日透露,将于6月在南沙群岛中的中业岛上开设小学。菲方称对中业岛已经实际控制,这将是菲律宾首次在有争议的南沙岛屿上开设学校。中业岛是南沙群岛第二大岛,1971年,菲律宾政府占领此岛,迁入民众设立卡拉扬镇。中国一再声明,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据央视)
■防跌倒告知书和住院病人告知、知情同意书的家属签名均非周桂兰本人签名。▲心血管疾病介入术同意书上谈话医生签名处分别由两名医生代替其他医生所签。■新快报记者 张若然8旬老人顺路开药被要求住院,不到40小时竟因手术并发症去世事发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科否认代替患者签名,承认管理有漏洞“从门诊看病到死亡还不到40个小时,人就这么没了。”2010年11月月底,广州市民简先生的岳父尹伯和老伴喝完早茶后顺路到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拿药,医生检查后建议尹伯立即入院检查。第二天,尹伯在手术中出现手术并发症,经抢救后转入CCU病房观察,当晚病发不治。简先生检查病历时怀疑,病例中存在“患者签名被代签”和“医生代替签名”等问题,对此院方仅承认“病历书写不规范”。前日下午,广州市红会医院医务科宋科长表示,告知书并非院方人员代签,可做笔迹鉴定;同时他承认,医院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和缺陷,现已进行整改。顺路开药却被要求做手术“老人已经85岁,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身体还算硬朗,没想到医生检查后就让他住院。”2010年11月28日这天上午,家住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的尹伯和老伴喝完早茶后,准备去女儿家吃午饭,顺路在广州市红会医院开一点降血压的药。初步检查后,医生建议其立即住院,进行冠状动脉的造影检查。上午10时许尹伯住院了,并约定29日上午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29日上午检查后,医生告知要在尹伯的血管中放置支架,否则会危及生命。尹伯的大儿子担心父亲有生命危险,当即签署了手术同意书。简先生赶到医院时,手术出现并发症,医生表示需要再次放入支架抢救,此时情绪激动的简先生与医护人员发生了口角,但救人要紧,他只得签字同意。之后医生表示抢救成功,随后将尹伯送入CCU病房观察。“当时说为了患者更好的康复,谁知道当晚就血管破裂,不治身亡。”家属质疑岳母签名前后不同岳父过世后,简先生在查看病历时发现诸多问题。在一份“防跌倒告知书”和“住院病人告知、知情同意书”上,“家属签名”一栏都有简先生岳母周桂兰的签名。简先生发现,这两个签名均不是周桂兰本人签写的,且两个签名不一样,他怀疑医护人员伪造签名。除此之外,简先生还在两份“心血管疾病介入术同意书”的“谈话医生签名”处看到,所有签名医生的笔迹都一样,他认为医生没有尽到告知患者和家属手术风险的责任。“还有在初诊病历中,写着‘皮肤色正常,无皮疹,弹性正常’,可是我岳父10月份还在其他医院看过皮肤病,皮肤怎么可能正常?”为此简先生一年来多次与市红会医院沟通,但院方的答复一直让他无法满意。医院回应管理不足但问题与病情无关前日下午,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科宋科长表示,“经过我们对当事医护人员的调查,可以确定不存在医护人员代替家属签名。如果患者家属不满意这种说法,可以到公安部门进行笔迹鉴定,医院会配合。”宋科长说,这两份告知书是由红会医院自己制定,并不是法律规定要签署的。宋科长承认,医生在病历书写方面存在不足,当时确实存在一名医生代替其他医生签字的情况。“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在场向病人和家属告知了手术风险,可能说完了就去准备手术了,所以最后管床的医生就帮他们签了。可能是看得不仔细,记录的时候比较着急,确实有一定缺陷。”最后宋科长强调,简先生所提问题对医院是好事,可促使医院对管理漏洞进行改进,但这些问题与患者病情并没有直接联系。
国际在线消息:菲律宾土地改革部25号发表声明说,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决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家族不得要求一亿美元的补偿金后,土改部将会把阿基诺三世家族拥有的大批田地 低价分售给当地农民。菲律宾最高法院24号维持先前的判决,也就是阿基诺三世的家族必须把他们名下的路易西塔庄园近5000公顷土地中的4300公顷,分售给当地6296名农民,但价格将远低于阿基诺家族之前要求的每公顷100万比索。这些土地最终分售价格还需由土改部决定,但土改部先前订出的价格是每公顷只有4万比索。这个判决将为菲律宾长达14年的土地改革划下完美的句点。但讽刺的是,这项政策的发起人正是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母亲──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阿基诺夫人发起这个计划的初衷是让千百万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协助他们远离贫穷。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场针对路易西塔庄园农田的案子在法庭上已经有了结果,但是阿基诺和他的盟友正准备采取大动作,打算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柯罗讷赶下台。柯罗讷本人投票反对阿基诺家族的要求,但柯罗讷因为没有申报财产和阻止阿基诺调查前总统阿罗约的贪污案,被国会以“违背公共信任”和“违背宪法”罪名弹劾。而他本人也认为,阿基诺会因上述土地判决而对他进行打击和报复。
本报天津4月26日电(记者张国)有93年历史的南开大学决定控制毕业生“留校任教”的比例。该校是眼下饱受“近亲繁殖”问题困扰的众多名牌大学之一。今天,南开校长龚克在该校一个有关师资问题的会议上介绍,目前全校2046位专任教师中,有近六成是本校毕业生。南开大学教师学缘结构图表显示,12.1%的教师来自北美等海外国家,29.2%毕业于国内其他机构,58.7%毕业于本校。龚克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学校正在采取措施,希望“十二五”期间新增教师中,从海外名校引进的不低于1/3,留校任教者不超过1/3,来自国内其他机构的占到1/3,使得目前教师中本校毕业生为主导的局面得到改善。他说,2011年新聘教师中,海外引进的师资已经超过了1/3。到2019年,南开大学希望形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师资队伍,龚克坦言,目前距离这一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在他眼中,师资结构不尽合理的突出表现包括,在学缘结构上仍须进一步改善,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骨干不足,在国内外相应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不足,学科领军人物偏少,学术影响力偏低。在该校的人才会议上,龚克列举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与该校师资对比情况,指出要强化“小进则退”的忧患意识,把引进培养人才当成“生死攸关”的工作。南开大学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系胡俊杰教授赞成学校减少“近亲繁殖”的导向。他对记者表示,应当鼓励人才的自由流动,这样其实也有利于青年教师的发展。胡俊杰是2012年度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基金获得者之一。他先后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求学或工作,并非南开“土著”。他说,在美国的名校,一般很少有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的传统。与此相反,几年以前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名校“近亲繁殖”严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等人研究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17所大陆高校财经类院系师资情况,认为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程度数倍于海外同行。他们发现,17所高校987位教师中,约有70%在任职高校有过求学经历。而哈佛大学经济系47人中66%无哈佛求学经历,新加坡国立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亦然。如今,减少和消除“近亲繁殖”现象,是教育部对高校提出的要求之一。《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指出,希望高校“大幅度减少或者不从本校毕业生中直接聘任新教师”。今年,龚克在英国遇到的一位同行令他“很受启发”。这位同行指出,合理的学缘结构是学术自由的保障。龚克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他说,过于强调师承,师资队伍形成“徒子徒孙结构”,就有可能伤害学术自由,真正出色的学校与合理的学缘结构不无关系。
3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闻名中外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只有近10万人口的瓮安县城,有3万多群众走上街头。由于对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再加上谣言煽动,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冲天大火震惊全国。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瓮安建立了长征路上第一个人民政权——桐梓坡农会。70多年后,这里的基层政权却遭到了质疑:她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究竟如何?反腐防变的能力怎样?她的执政基础是不是正受到威胁?在一段时间里,“瓮安执政”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瓮安之问”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瓮安人的解答是写在现实中的。3年过去,瓮安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信访奇迹:80%纠纷可止于初访2008年7月4日,“6·28”事件刚过去6天。龙长春从贵州省委办公楼出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县委书记。此前,他的职务是铜仁行署副专员。一同“空降”的还有代县长谢晓东、公安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新班子带着省委的基本判断上任:“6·28”事件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民间怨愤淤积太久的结果,是典型的泄愤式群体事件。“近10万人的县城,3万多人上街,办公楼烧着了有群众还欢呼。”龙长春坐在车上,一位老领导的话言犹在耳:“瓮安县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此时的瓮安县委大楼已是满目疮痍,龙长春只能先在林业局“安营”。在这里他劈出了第一板斧——县委书记大接访。“要化解民怨,就必须直面矛盾。”他在临时办公楼里先竖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又在一楼设立了信访接待室。一时间,楼前人流熙来攘往,办公室灯光彻夜通明。4天后的赶场天,公开大接访的大棚搭到了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由于电视台提前发了预告,所以一大早访民就蜂拥而至。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放号”,叫到号后,访民按反映问题被分到不同部门的棚子里,但许多人进场后却直奔县委书记的大棚。当天一共接访了115个号。傍晚收摊时,上访群众不愿离开,县委、县政府承诺:放号有效,下次继续使用。瓮安县信访局原局长秦综就在现场,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说:“这种场面表明,老百姓对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抱有希望。换句话说,这些信访件能不能办好,决定了老百姓能不能重新相信你。”在此后的40天里,像这样的大规模公开接访又举行了两次。除了书记大接访,瓮安还同时启动了干部大巡访、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俗称“五大访”。五大访引爆了全县的信访潮。“2008年上半年县上信访只有42件,7月4日到年底,就爆涨到2121件次3449人次。”秦综回忆说,“许多长年积案都翻了出来。”构皮滩水电站移民搬迁是瓮安的一个著名积案。由于不满安置政策,部分移民长期上访。2004年12月,当时的县领导带队到江界河村商议补偿标准,谈判陷入僵局。有村民将宪法拿给县领导,让其当众朗读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矛盾瞬时激化,干部群众发生激烈争执。不满的移民把工作组扣了两天,工作组最后在警察解救下才得以脱身,解救中多名村民受伤。从此,江界河移民成了瓮安一块板结的伤疤。这块伤疤不时化脓。一些移民参与了“6·28”事件,还有的移民抢占乡政府食堂,自己淘米做饭。2009年夏,瓮安县工作组到江界河村进行了逐户访问,他们发现,僵局缘于敌对思维,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工作到位,再死的结也解得开。新政策很快出台:愿意搬迁的移民,及时补偿到位。暂时不愿搬的不强迁,哪天愿意哪天迁,县机关部门对口帮办手续。实在难离故土的,政府花钱在水线上平整一块地,供其建房安置,并由县领导逐一“包保”。“移民后来大多自愿迁走了,300多户中留下的只有20多户。”龙塘乡党委书记李飞对记者说,“留下的也已安定,江界河基本实现了息访。”大接访当年接案3170件,结案率达98.1%。“6·28”前,瓮安的信访结案率只有18%。半年间,信访结案率提高了80.1%,堪称奇迹。大接访次年,瓮安信访量迅速回落,2010年下降到693起,较2008年下降68%。“80%的上访其实完全可以止于初访。”一份总结报告写道,“如果基层执政得力,民怨何以如此淤积,又怎么会爆发‘6·28’事件?”权力失范: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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